产业观察

　　爆发性转为平稳增长期

　　风电是除水电外最经济的可再生能源。从运营成本、建设成本和上网电价三个方面来看，风电在可再生能源中具备明显优势。运行成本远低于光伏、地热等发电方式，风电的运营成本在0.4-0.6元之间，稍高于火电，远低于光伏发电的运营成本，与核电的运营成本相当。建设成本和上网电价也呈现相同的特点。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的风电，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预计2015年左右实现风电、火电同价。

　　风电的劣势主要有：风力发电不稳定，对电网造成很大冲击，风力发电带来噪声污染，风电资源有限也成为中国风电市场的天花板，中国目前陆上技术可开发量仅3亿千瓦。

　　我国风能的开发始于上世纪70年代，自1986年首台风电机组并网以来，我国风电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积累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时间段分别为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2005年至今。自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我国风电行业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2006-2008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连续三年实现翻番式增长。截至2008年底，我国风电机组吊装容量达到1217万kW，居世界第四位。2008年，风电并网总容量的894万千瓦，同比增长112.9％，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1％。预计我国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亿千瓦，在全国建立多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有24个省（市、区）开发建设了风电场，装机超过100万千瓦的有内蒙古、辽宁、河北和吉林四省份。已建成装机10万千瓦以上的风电场30个，总装机容量565万千瓦，其中包括10个风电特许权项目。

　　风电设备整机制造方面，内资企业逐步占据主流。内资企业通过购买许可权、联合开发、自主研发的形式，迅速完成引进和消化吸收，近五年发展尤其神速。2007年，内资企业首次超过外资企业，获得超过50％的市场份额，2008年进一步拿到了73％的市场分额，并首次出现内资风机在风机存量上超越外资企业。近三年，内资替代外资的速度逐步加快。

　　大部分零部件供应充足，少量仍然依赖进口。我国目前已形成涵盖叶片、齿轮箱、发电机、变桨偏航系统、轮毂、塔架等主要零部件生产体系，零部件供应充足，但是风电机组的控制系统、交流系统和主轴承仍是瓶颈问题，基本依赖进口。

　　海上风电“三峡”指日可待

　　我国风能资源较为集中，打造千万千瓦级陆上风电三峡。根据全国风能资源普查最新成果统计，初步探明陆域离地10米高度风能资源总储量为43.5亿千瓦，其中技术可开发量约为3亿千瓦，如果推算到风电机组轮毂高度，风能的技术可开发量约为6亿千瓦，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青藏高原腹地以及沿海地区。

　　已确定的6省区七大千万级风电基地，包括甘肃、内蒙古、新疆、吉林、河北和江苏，其中内蒙古有2个基地。到2020年，七大千万级风电基地总装机量将达12600万千瓦。其中，河北规划1080万千瓦，甘肃(酒泉)1270万千瓦，新疆(哈密)1080万千瓦，吉林2300万千瓦，内蒙古5780万千瓦，江苏1000万千瓦。

　　大型风电基地推进对于大型风电整机更有利。

　　海上风电进入加速发展期。相比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具有不占用陆地资源、风力大发电时间长等优点，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沿海是电力负荷中心，沿海风力发电电源中心靠近负荷中心。但是，海上风电装备比陆上风电的装备要求要高很多，技术和成本是两大难题。

　　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上海东海大桥进入调试阶段，2010年5月前并网发电，另外河北沧州、江苏如东和海南都有海上风电场在建，全国范围内海上风电规划容量超过1710万千瓦。如果前期试验项目进展顺利，海上风电开拓速度进一步加快，海上风电三峡指日可待。

　　目前，风电行业两大问题亟待解决。风电整机业务几乎没有出口量，仅华仪电气外销两台整机。风电入网问题已成为风电发展的瓶颈。

　　零部件企业优于整机制造企业

　　风电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成就了一批具有先发优势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但同时，资本蜂拥而至，试图参与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量更是呈几何指数增长，截至2008年12月底，已有60多家企业进入了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制造行业，其中产品已经安装到风电场的有30家，仍以华锐、金风、东汽三大龙头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2009年，前六家风电整机制造企业的产能已达到11905MW，基本能满足新增风电装机的需要。此外，这些整机企业有在建生产在及规划生产线。据测算，整机制造企业的产能几倍于风电整机的实际需求量。由此可以看出，风电整机供需极其不平衡。

　　尽管近日国务院点名风电设备制造存在产能过剩，后续审批收紧，但是，已经至少有30家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覆水难收。由于领头企业正处于大肆扩建生产线的过程中，技术不过硬、没有市场渠道的整机制造企业将惨遭淘汰，出卖生产线的机会都可能没有，可能只有龙头企业和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幸存。

　　我们看好风电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但我们认为风电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期已接近尾声，平稳增长期的速度不超过30％，而且从长远来看风电存在资源有限的瓶颈，风电设备制造业越来越显示出机械制造业的特点。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动态市盈率在25-30倍之间较为合理，当前A股风电类股票水平较为合理。

　　投资策略上，首先，零部件企业优于整机制造企业。尤其是尚未突破的主轴承、控制系统和变流系统。其次，结合海上风电开发加速，具备海上风机技术的企业可以享有一定溢价。再次，考虑到出口的可能，我们觉得具有自主技术、产品可以出口的企业、具有先发优势的企业更有价值。

　　最后，行业进入稳步发展其后，成本控制和占领市场的优势逐步显现，通过向上游零部件拓展的企业和向下游开发市场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可以享受一定的溢价。公司选择上，我们重点推荐金风科技和东方电气。

　　（作者为东方证券研究员，仅代表个人观点。）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个哈尔滨以东5小时车程的城市，未来可能与日本和泰国一样，成为优秀大米的代名词。由于地形的多样性和长期的寒冷，中国东北已经成为优质大米的天堂。

　　在大米界有句俗话：“没有不掺江西米的泰国米，只有不掺泰国米的泰国米。”这似乎可以道出买到名副其实的大米有多难——那些在散装米桶标签上写着“佳木斯”或者“五常”“盘锦”的大米，很有可能来自其他地方。不过，缺少行业领导者，正是跨国粮商的机会。他们竞相选择这些著名的水稻产区作为其大米加工基地。

　　去找稳定的农户

　　在跨国粮商中，几乎都没有属于自己的耕地。但是，从2006年到今年的3年时间里，益海嘉里与农民合同种植水稻的面积已经达到28万亩。2009年5月，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控股也与东北种粮大户签订水稻定向种植协议。他们试图以订单农业的形式，将大量稻田变成各自的专属原粮种植基地。谁有固定的农户提供稳定的供应，谁就抢占了先机。

　　跨国粮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缺少优质稳定的供应者。国家统一收购的大米通常都只在含水量和含沙量的指标上进行考量。这与小包装米的要求相去甚远。把不同质量的大米混杂存储，导致好粮卖不出好价格。

　　没有优良品种、优良产区、优良种植技术、优厚的收购价格很难保证优质稳定的供应。中国大米种植较复杂，缺乏规模化，米种也千差万别。即使是互为邻居的两户人家，种植的水稻品种也不尽相同。要让28万亩农田生产出统一纯度的稻谷，必须要让几万个家庭统一耕种和收割。

　　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订单农业的执行率不足20％。订单可能面对两方面的风险，由于每年粮食价格都有不同，一方面，农民可能种到一半放弃，或者到了收割之际把粮食卖给出价更高的粮商；另一方面，也有的粮商会在收获的季节不愿付出年初定下的价格。在与农民的订单合作上，没有哪家企业有成熟的经验。

　　“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通过一年又一年地与农民兑现合同来积累信誉。”益海嘉里大米部一位内部人士说。为了获得高品质的大米，该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农药和化肥公司，为订单农户提供种子和专家，以及种植指导手册。

　　如果没有全产业链经营的大企业进入，中国东北农民通过种植大米每亩地的收益大概在人民币150元左右。如果农户生产出的品种优良，益海嘉里的收购价格比市场价格会高出3分钱，按照1亩产稻500公斤计算，一亩地农民会增收30元钱，这对每亩年收益150元农户来说，并不是个小数字。益海嘉里试图借此提高农民种植优质水稻的积极性。

　　但是，与此同时，每收购一吨大米，这家公司都需要付出高于国家收购价60元的成本，按照年产量30万吨计算，它所多付出的成本是1800万元。而该公司的目标并非做少数人享用的高端米，它的目标客户是老百姓，因此，在终端销售上，小包装米的定价只能比普通大米略贵。“大米行业的特点是投资大、利润薄、见效时间长的产业。该行业的利润是要按照吨来计算的。”这位人士说。尽管如此，已经占据国内小包装食用油50％份额的益海嘉里比谁都清楚，在中国每年年产水稻18亿吨的市场上，只要能占据一定的份额，收益就会惊人。

　　无处不在的竞争

　　连续多年的丰收，使百姓对于餐桌的要求早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吃饱。市场对优质大米需求逐年提高。据了解，小包装大米占全部大米市场的份额还不到4％，但每年的增长速度却在50％以上。

　　吉林省粮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笑然告诉记者，“整个市场上小包装米的品牌非常繁多，在吉林省注册了商标的就有300多个，一个县就有十多个品牌。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春秋过渡到战国的过程，大品牌进军市场后，小品牌很快会做不下去。”

　　小品牌林立、市场需求大、行业混乱，这些都是大粮商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和前提。也因此，中粮、中储粮和益海嘉里竞相进入这个市场。

　　庾江洪是资深的大米业内人士，他也是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的一位发言人，他指出，“大米行业是个投资大、见效慢的产业。大家都是在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做事情。”在食用油市场上，益海嘉里领先了一步，国家队中粮集团不甘于在大米市场上重蹈食用油的覆辙。在大米产品上，双方几乎处于同一个起点。

　　2006年，益海嘉里通过“香满园”品牌试验摸索着进入小包装米行业。2008年，该公司“非常珍惜的‘金龙鱼’品牌”小包装米开始出现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

　　益海嘉里的疾速飞跑迫使中粮集团反攻倒追。中粮集团旗下的“福临门”比“金龙鱼”更早进入到小包装米市场，但是此前一直采用与产区布库委托加工的形式。在产区布库，总部安排运输，这是中粮的优势。这种优势随着“金龙鱼”的突然介入而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金龙鱼”大米可以利用“金龙鱼”食用油的品牌和销售网点，金龙鱼在各大超市几乎都有专门的柜台，该品牌食用油的代理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同品牌大米的经销商。

　　益海嘉里自称，上市不到两年，“金龙鱼”大米的销量已经是“福临门”的两倍。这个数字没有得到中粮集团的承认。——今年，中粮集团大米部也开始全面推广合同订单模式，该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早在1998年，中粮集团就开始做订单农业，只是当时主要是为满足出口的需要，为国内小包装米而开展的订单还是个开始。

　　在销售上，双方掀开了广告大战。在央视的黄金广告时段，金龙鱼为其大米大做广告：“5400多个经审定的稻米品种，金龙鱼只选4个；全国43000多万亩水稻，金龙鱼只限定5个优质产区；国家标准特等大米不完善粒每万颗不超过300颗，金龙鱼出厂不允许超过6颗。从种子到大米，全程用心，美味放心。”

　　这样为小包装米在央视做广告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在电视上、地铁站里中粮宣传其产业链计划：“从产地到工厂不超过30公里，选地，种植，采收，科研，加工，仓储，运输，销售，每个环节严格把控，实现产品安全可追溯，这就是中粮集团全产业链。”

　　“中粮和嘉里粮油都是全产业链经营，这对于其经营小包装米的产品质量和降低费用有很大的优势。”吉林省粮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笑然指出，“全产业链囊括了从田间到餐桌的生产加工和运输环节，实现从产地收购后经过自有的物流直达销售区，减少运输和中转环节。而之前的都要经历从种粮收购—产区批发商—卖区批发商最后到销售区。”

　　广告大战刚刚开锣，原产地的争夺战悄然打响。

　　庾江洪告诉记者，最近在吉林某地发现了一种大米，其香味超过了著名的“稻花香”，但是他拒绝透露这个品种和产地的名字，他说，“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考虑，我必须保密。”

　　一种质疑政府出手救市的观点正风生水起——“政府提供的新船融资和造船厂直接支援政策加重了运力的过剩，给海运市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持这种观点的船东并不在少数。在上个月新加坡召开的海运论坛上U-MING总经理HSNNordbank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和韩国政府绝不会对处于困境的本国造船业袖手旁观。一旦中国和韩国的新船竣工，今后3-5年的新船市场将会推迟恢复。中国政府的补助会扩大造船市场，从而运力过剩情况会更加严重。”

　　船东认为中韩两国的造船业补助政策，“破坏了海运造船市场”，目前运力的过剩要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调整，大家都在为减少运力而努力，但政府补助恰恰阻碍了运力的调整。

　　被批评的并不止中国和韩国。欧洲造船工业协会向欧盟要求出台促进新船需求政策，欧洲船东协会对此表示“对于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产业绝对不能提供补助”，并且还担忧欧洲的政府补助政策会触发亚洲地区补助政策的复苏。协会还指出，“建造多余的船舶没有任何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造船业的问题，而且还会使海运业的问题更加恶化”。

　　其实，“政府该不该救市”一直是业界讨论的焦点。

　　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产能过剩并不是新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相关人士就表示，现在一年正常情况下全国造船有效需求5000万吨左右,但是船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00万吨,也就是说船舶行业过剩产能在1600万吨左右,约占总产能的1/4。

　　随着经济危机时间的拉长，中国船舶制造业的冬天也在降临。有文章称，今年四季度将是撤单的高潮。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亏损的船企已达300多家。

　　现在船东跳出来说了，政府救市会带来产能过剩的压力。依笔者之见，此观点“对”也“不完全对”。

　　说船东观点“对”，是笔者也比较认同船东们的担忧，救得了造船企业，救不了船东。政府救市治标不治本。虽然造船企业暂时有饭可吃，但另一方面银行的借贷负担因此加重。一旦经济复苏的速度不如预期，这些借贷便成了“隐形炸弹”——船东拿什么来还钱？毕竟船舶市场健康发展，还是有待运力的恢复。

　　说“不对”，是此说法没有考虑中国船舶制造业的特殊性。在中国船舶行业的关联度非常高。船舶制造业有“综合工业之冠”，在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中,船舶工业与其中的97个产业有直接联系,关联面达84％,其中尤以机械、冶金、电子等行业最为密切,而每建造一万载重吨船舶可以解决船舶及其上游产业3000个就业岗位。

　　当然，对于政府究竟该不该出手，是个“辩不清楚，讲不明白”的事，因为所处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判断。但政府的立场更应该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规范者。

　　谷歌数字图书馆与中国作家之间的版权之争，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由于彼此对信息的理解存在误差而产生的纠纷。它也证明了以书籍和纸张作为信息容器的出版及媒体行业，已经是如此之风声鹤唳与草木皆兵。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传播谷歌数字图书馆将570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转化成电子版本，以及随后谷歌发布的和解协议时，有两条关键信息被传播者突出：第一是作品未经授权被上传网络，将被免费下载和阅读；第二是和解条约的不低于60美元价格以及最后和解期限。于是，谷歌的举动被理解为，用60美元购买中国作家的版权，并且将会用于图谋自己的商业利益。

　　谷歌并非一个激进的版权反对者——在互联网世界已经不乏有人认为过于苛刻的版权保护正在束缚人们的创造力，比如劳伦斯·莱斯格正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家能够成功融入了传统商业世界的非传统公司，谷歌并不是通过狂热地空想做到的。它知道该如何同已有的力量共处。

　　其次，谷歌所付的不低于60美元价格并非版权的价格，而是谷歌为自己未经许可将中国作家作品变成电子版本而付的制作许可费，并不妨碍此后作家根据谷歌的销售获得版权收入。

　　第三，作家们对“免费”的恐惧真实存在，“免费”的威胁确实也让不少传统媒体人士和作家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谷歌在此次事件中却并不代表“免费”的力量。读者们能够搜索和看到的将只是作家作品的部分章节，如果需要进一步阅读，还需要付费购买。费用则由谷歌和作家之间分成，作家得到的分成会高达45％－63％——出版商付给作者的版税分成会在7％－10％，还不包括出版商隐瞒的部分印量。

　　已经不乏论者指出，作家们对谷歌数字图书馆的恐惧并无来由，因为谷歌数字图书馆其实是在搭建一个新的出版和销售平台，作者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获取更大利益。如果谷歌顺利推出自己的电子阅读器的话，这一平台将会更加完善。即使谷歌不会推出电子阅读器，那些已经在生产这种阅读终端的公司，比如美国的亚马逊和中国的方正，也都会是这一平台的受益者——当然，亚马逊和方正也都在搭建自己的电子图书平台。庞大的内容资源平台加上新的阅读终端，当亚马逊第一次推出kindle时，不少人就已经认识到，这至少是部分未来。

　　对于代表未来的新事物的恐惧和排斥几乎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因此我们也无需自责和内疚。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忧会让我们把天使拒之门外，而更愿意选择熟悉的魔鬼为伴。传播的历史也正是如此。印刷术刚刚在西方出现时，引起的巨大恐慌以及对它的抵制，丝毫不亚于今天传统内容制作者对通过互联网传播的电子图书和网络新闻的恐惧及抵制。那些以手抄经书为职业，并且因之备受尊敬的僧侣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对者。当然，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如果某种新生事物真的代表了未来，或者至少代表了部分未来，它终会取得生存权，无论这种胜利的取得是多么曲折。比如印刷术，比如电视，再比如苹果公司的iPod。

　　作为我们，我们这些生活在旧世界的人，思维方式为旧世界的思考模式固化的人，我们在面对新事物时，所能选择的最佳行为方式，其实只能是避免过度恐惧，避免对之产生厌恶和排斥情绪。在辨识清楚它是不是代表未来之前，我们至少得多打量它几眼。这也正是谷歌图书馆版权之争带给我们的启示。

　　国务院国资委于2006年底出台《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根据国资委的部署，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指导意见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在这些行业国有经济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力和如何理解绝对控制力。如果简单地理解，那么，只要国有经济的比例高于50％即为绝对控股。对于资本密集型的能源行业，在目前国有资本占90％以上的情况下，民营参与空间依然很大。事实上，国资委也表示国家保持绝对控制力并不排斥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

　　更早些时候，政府在2005年底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鼓励与支持“非公经济”进入重要行业，包括能源行业，有人认为这与国资委的国有经济绝对控制相矛盾。这个理解不对，能源行业的发电和煤炭早就对外资和民营开放了。

　　政府的能源行业政策对民营和外资一直是开放的和鼓励的，然而，能源行业国进民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代表民营企业的声音认为，即使有政府的鼓励政策，民营经济在能源行业的进入也会遭遇“玻璃门”现象;意指政府的鼓励性政策就像被挡在玻璃门背后一样，看得见却享受不到。“玻璃门”现象有其历史原因，这其中既包括国家相关部门设置的准入门槛，也包括能源国有垄断企业的排他性，更包括现行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对国企的依赖心理。近年来能源行业发展快速，民营在能源行业的份额却快速缩小，许多以前在能源领域的外资和民营企业被国企挤出。

　　这说明政府对民企和外资有政策鼓励还不够，目前能源国进民退的趋势要想得到抑制，对民营的鼓励和支持必须更有力，尤其是能源改革必须加速。

　　改革是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投资的必要条件，而民营和外资的参与可以优化投资结构。民营和外资首先可以作为新的资本来源，其次由于商业化经营管理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合理控制能源投资需要解决民营企业和外资的参与。简单说某个国企不如民营有效率不完全对，但是，整体而言，如何将国企做得像民企有效率却不容易。在目前国企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的参与，是一个改革的大难题。

　　以电力为例，为什么在这一轮大电力投资中，电力装机在五年内翻倍，而民营和外企基本上不参与，甚至变现退出？这值得我们反思。通过反思，或许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必须有效地尽快得到解决，因为它关系到能源行业的可持续性。政府可以通过有意限制国有能源投资，以及为民营提供更大的经营空间，来鼓励民营和外企进入；实行国营民营联合经营；还可以通过上市、出售给民营或外企等办法使国有能源资产私有化。比如说，正在进行的山西煤炭资源重组，是否可以设想整合、组建民营大煤矿。

　　能源企业的政企分开是吸引民营和外资进入能源行业的必要条件。民营和外资进入对于能源行业的可持续有重要意义。除了优化产权结构，在行业内部形成多元产权主体竞争的格局，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目前由政府定价的能源价格机制，实质上要求民营、外资和国企一样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是不合理的。民营和外资的社会责任和承担政府社会职能不是一回事。做一个守法、关注环境和贫困的企业就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要求他们承担政府对能源的社会补贴，会带来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是阻碍民营和外资进入能源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说明，打破能源国有垄断，关键是能源价格改革。就能源行业来说，打破垄断的必要条件是产权多元化，如果政府定价，产权多元化就很困难。在目前国企一家独大和价格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投资放开甚至鼓励，不足以吸引外资和民营进入。例如，电力发电已经对外资和民营开放了二十多年，不但没有看见外资和民营大量进入，而且看到外资变现退出。原因之一在于，当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时，政府定价不能为能源行业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商业运行环境，能源调价滞后的牺牲者必然是民企和外资。只要政府愿意，国企可以亏损，资金链也不会断。鼓励外资和民营进入能源行业的关键恰恰就是政企分开，避免能源企业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还有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事实上，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垄断企业左右市场价格的力量。

　　政企分开意味着能源企业不能再为政府承担补贴。那么，“保本微利”原则的合理确定，对于保证能源供应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内能源改革的成果和国际上转型经济国家的相关改革经验，必须尽快制定公开、透明的政府管制规则，规定能源服务的质量、可靠性和效率，从而制定“保本微利”的价格。“保本微利”的原则应当对国企和民营一视同仁。

　　面对能源稀缺和环境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行业的可持续问题，政府应在短期的能源可控性和长期的能源可持续之间寻找平衡。国进民退的趋势应该得到抑制。为了今后能源行业有一个良好、有效率的运行环境，现在就应当给民营更好的理解，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扶持。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创业投资就是从众多小妖怪里面找出为数不多的妖精来重点培养。”这是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厉伟投身风投行业十年沉浮后，总结出来的心得。问题是，找出来的妖精可能是孙悟空，也可能是白骨精。

　　十年间，厉伟一度面临千金散尽却颗粒无收的窘境，如今，他投资的同洲电子、A8音乐等多家企业已成功上市，财富和鲜花同时而来。

　　厉伟的深港产学研公司是深圳这块创新土壤上的产物，也是十年前那一拨风投热中所剩无几的硕果之一。在首批报会的108家创业板申报企业中，深圳本地创投企业如深圳创新投、达晨创投、深港产学研、招商局科技等就参与投资了超过30家创业板申报企业。这些创投公司无疑是创业板的最大赢家。

　　消逝的001

　　厉伟是深圳最早一批靠炒股票致富的人，很可能也是深圳最早一批投身于风险投资的人。他的父亲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松禾资本董事长、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罗飞跟厉伟是北京大学的校友，有着近二十年的交情。回忆起深港产学研公司的成立，罗飞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时是深圳举行了第一届高交会，业界都在呼唤科技板，我和厉伟就一起成立了深港产学研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元，都是民间资金。”

　　“当时深圳有一两百家创投公司，可以说是各路神仙，有点嗅觉的都来了。”罗飞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南到北都被一个“炒”字裹挟，炒地皮、炒股票、甚至炒墓地，创投也难逃一个“炒”字，许多人都是抱着捞一把的心态进入创投领域的。

　　“1999年到2000年间国内成立了好几百家风投企业，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民间资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来的资金都有。大家都是第一次做，摸着石头过河。”达晨创投的一位高层说。

　　一位经历过那个时期风投热的人士笑称，十年前只要企业自己宣称能够上市，创投往往就是请企业开个价，计算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差价后，就投资了。

　　2000年，深圳市政府推荐了23家预选企业上创业板。这23家企业自然就成为风投企业打破头争抢的“香饽饽”。

　　“这23家内定上创业板的企业，大家都在抢，价格也高得离谱。”上述那位达晨创投高层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问题，而是人脉关系，有的企业你就算出价再高也投不了。”

　　深港产学研就投资了这个名单中的好几家企业。“公司1.5亿元资金基本都投出去了，除了名单上的企业，我们还投了一些企业，一共20多家。”罗飞说。

　　当年被称为“创业板001”的是在国内外声望都很高的科华生物。早在1999年，这家公司的净利润已经高达5000万元，股东中有境外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和境内知名高校背景的投资公司，深港产学研也投了一笔钱在里面。

　　深圳市政府当时在高新区黄金区域为科华生物划拨200亩土地，准备按美国FDA标准建设国内最大的生物制药厂。在净资产不足2亿的情形下，科华生物投资1亿元建设了五星级研发大楼，用近亿元进口国外生产设备，原计划靠上市融资还债。

　　万事俱备，东风却一直未到。创业板杳无音讯，该公司原计划靠上市融资还贷的方案也因此无法实施。加上公司新产品迟迟未能上市，业绩大幅滑坡，如今园区内已是杂草丛生。

　　新戏的开始

　　科华生物并不是孤例。

　　2000年，深港产学研还在北京投了一家做消费评价的互联网公司，投资总额100万美金，一年后该公司倒闭，清算时深港产学研只拿回价值5万元的电脑设备，变卖后到手只有1万多元。

　　“现在想来，这个名单里的企业来源复杂，并不代表成功的概率，只能说明政府支持的态度。”罗飞说，“当时我们投了20多家公司，那个时候的投资标准比现在要朦胧，没有什么标准。”

　　钱全部投出去后，厉伟和罗飞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2003、2004年的时候有点看不到希望，有股东想要退出，我们也想过很多办法。这种情况一直到同洲电子在中小板上市才改变。”

　　2006年6月27日，同洲电子在中小板上市，深港产学研的几百万投资获得了30倍的投资收益。后来上市的荣信股份回报更为惊人，该笔投资中深港产学研的回报超过50倍。

　　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厉伟谈到投资荣信股份的过程：“2000年3月，朋友找到我，说要介绍一个项目给我。当时该公司的销售额是300多万元，利润50来万，但有1000万的负债。投资荣信时我们刚开始大规模做风险投资，那时经验不足，胆子大。现在再遇到这种项目，依据经验真的未必投了。我们运气不错。”

　　2007年，尝到甜头的厉伟和罗飞又成立了松禾资本，如今深港产学研和松禾资本一共投资了40多家公司，已经上市的企业有7家。

　　创业板开板前夜，罗飞回忆起这些往事，语气淡定，“创业板是一场新戏的开始。我们这一行，永远预期下一个比之前的都更好，这支持我们不断去寻找企业。”

　　潮起潮落

　　深港产学研的起死回生，在风投行业的几番潮起潮落中实属寻常之事。

　　国家计委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立博士于2002年编撰的《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显示，1999年新增创业投资机构40家，2000年新增创投机构102家，存量猛增至201家，速度堪称空前。

　　2000年深圳创投公会成立的时候，有近50家创投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入会，而到了2001年，深圳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便有190多家。但到了2006年，深圳有经营活动的创投机构仅剩27家。

　　罗飞认为，中国的风投行业在10年内有过三次波动，1999年开始潮起，2003到2004年是最低谷，2006年到2007年又出现了第二波高潮，但2008年再度陷入低谷，现在随着创业板的推出，2009年又进入第三波热潮。

　　曾经位列深圳创投公会五家副会长级单位之一的二十一世纪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便是在第一轮大浪淘沙的浪潮中沉没。该公司于2000年6月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35亿元，由东北高速、招商证券、深圳市东大投资、上海港机和西安交大开元等共同投资兴办，一度风头很劲。

　　“公司的消失主要是由于战略定位的原因，并没有专注地做风险投资。”曾在该公司工作的中科招商副总经理谢勇说。

　　事实上，达晨创投也在这一波潮落时差点当了逃兵。达晨创投一位人士说：“2000年，达晨正式成立，因为电广传媒上市时募集了很多钱，当时创业板正好有风声说要推出，电广就决定搞创投。但从2001年到2003年，基本没有投资，员工也流失得差不多了，股东把创投公司账上的钱也抽走了一些。公司的管理层考虑转型做房地产或者做二级市场，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做。”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达晨的报表上年年都是亏损，达晨的母公司电广传媒已经通过决议，要把公司全部撤掉，幸运的是董事长龙秋云最后否决了这个方案。2004年达晨开始恢复投资，如今公司在首批报会的108家创业板申报企业中便投资了8家。

　　创投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炉，创投从进入到退出有了完整实现的可能。时任深创投董事长的靳海涛兴奋地发表了一篇《创投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文章。

　　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水龙这个时候还在深国投担任副总裁，当时深国投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人均创利润达到几千万元，可以说是全深圳收入待遇最好的企业之一。

　　但之前的一件偶发事件改变了他。“在2000年时碰巧投资了长园新材。当时深国投已经给长园新材贷款了300万美元，长园新材那时候正在改制。我在催款时就跟许晓文总经理说，不如转债为股，我们做个创投股东。经过内外协调，我们深国投最终给长园新材投资了4000万人民币，这家公司也于2002年在中小板成功上市，深国投的那笔钱最高市值时变成了16亿元。”肖水龙至今仍感到激动，“从债转股到企业上市，不过是三年时间，这笔钱就翻了几十倍，这让我感觉到了风投的魅力，思想上的冲击比较大。”

　　这样便有了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底我正式从深国投出来，成立了创东方，当时感觉创业投资机会已经来临，一个是由于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有效募资和投资平台的出现；另一个就是国内资本市场基本完善，即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达晨创投的一位人士介绍说，“2006到2007年又成立了一波创投公司，比如创东方、东方富海、迈瑞创投等。但2008年随着股市从6100点急剧下跌到1600点，又死掉很多。”

　　所幸的是这一次冬天并不漫长。

　　“一直到2009年第二季度，突然听说创业板要开了，大家还犹犹豫豫的，有点不太看好。”一位风投行业资深人士介绍，“但资金很敏感，最近风投企业的成立也很明显，热度越来越高，资金大量往里面涌，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很多传统行业的民营资金，有些以往是从事房地产、酒店业甚至五金制造的企业。”

　　创业板首批28家企业上演的造富神话更是事实胜于雄辩。作为本年度苏州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之一，肖水龙前不久参加了苏州市第三届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的颁奖，30多个获奖者有20多岁刚刚回国的海归，也有50多岁下海的教授，很多获奖者公司都还没有成立，但已经表态公司发展目标就是要上国内的创业板，创新创业热情高涨。

　　“未来的2至3年是风投快速成长的阶段，创业板的示范效应太大了，这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的建立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肖水龙说。

　　“风险投资是个非常复杂的行业，我们不能短期论英雄，至少要十年磨一剑。”复旦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陆洋说。

　　罗飞认为，在沉浮和波动中，本土的创投企业经过了洗礼，一会是热水澡，一会是冷水澡，抵抗力也会更强。中国创投业肯定比十年前更成熟，但要说已经长大了也不是，现在只能算是高中生。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下称“文件”）一文，将风电设备、多晶硅等六大行业确定为下一步抑制产能过剩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的重点。一石激起千层浪，风电设备这个朝阳行业还没真正壮大，就被戴上了产能过剩的帽子，风电设备行业到底怎么了？

　　“祸起”无序竞争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背景下，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复合增长率已连续三年保持在100％以上。下游需求的迅猛增长给风电设备制造商带来了充裕的订单，其毛利率也一般高于其他发电设备行业水平，这给当时国内仅有的几家风电设备厂商带来了少有的发展机遇。以金风科技为例，在2000-2008年间，其收入和利润连续9年保持100％以上高速增长。

　　根据2007年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目标是3000万kW，而在即将出台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中这一目标将有可能提升为1.5亿千瓦，而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累计投资1.5万亿元。

　　在惊奇的财富神话和巨大的蛋糕面前，大批央企资本、民间资本不断涌入风电设备领域，产业发展由过快逐步发展到过热，并出现了潜在的产能过剩。

　　相比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而言，当前的风电设备产能过剩只能说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风电并网及消纳瓶颈而产生的过剩。一方面，风电装机增长速度快，同时电网建设没有和风电场建设统一协调规划，造成目前许多地处偏远的风电场远离电网。另一方面，风电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大规模风电并网会对电网安全性和稳定性构成威胁。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在收购风电过程中，电网企业不是既得利益者，缺乏应有积极性。

　　大型风机制造技术壁垒很高，设计制造十分复杂，需要生产企业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拥有属于行业专有的技术诀窍，对缺乏技术积累的新进入者有较大障碍。正是由于这一特征，使得风电设备制造行业集中度非常高，全球十大风电设备商累计占全球市场96％的份额。

　　但目前国内8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中，大多是通过国外技术转让的方式进行整机的组装。对于全球领先风机企业来说，它们为了不再培养新的竞争对手而不愿把技术向别的国家转移，国内企业通常只能通过那些在国际竞争中已经处于劣势的二流或三流的风电公司获得风机生产技术。

　　随着行业进入家数的不断增多及潜在产能过剩情况的不断严重，价格战将日益激烈，这将加速行业重新洗牌的进程。

　　目前，价格战仍在继续。国内80多家风电整机制造商中真正有实力的不到10家，产能一年达到3000台的只有3家，规模小的制造商，未来一旦经不起价格战，将会被淘汰出局。

　　强者恒强关注龙头企业

　　我们认为，行业门槛的提高，对龙头风电设备制造商来说是利大于弊，实际上对它们是一种“保护”“，一方面可以使龙头企业能够避免价格战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随着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充分显现，在未来行业整合过程中更容易胜出，投资它们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建议重点关注金风科技、东方电气。

　　另外，瓶颈环节更具有投资前景。风电输送和消纳环节既然是目前制约风电行业发展的瓶颈，未来也将可能成为新能源产业所着力解决的对象，比如，国家电网为了支持酒泉风电基地的开发建设，现已开展了永登-金昌-酒泉-安西送出工程和750千伏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工程的前期工作，预计总投资将达115亿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事终端负荷研发生产很可能形成未来的新兴产业，相比风电整机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该领域或许更具投资前景。建议重点关注国电南瑞、荣信股份等。（作者为渤海证券研究员，仅代表个人观点。）

　　银行股似乎又重新成为了机构们的宠儿。

　　10月26日，银行类指数又回到了5647点，涨幅已经超过了20％。两个月之前的8月3日，银行类指数从6286的高点一路跌到8月31日的4573点，跌幅超过25％。

　　也就是在这几个月里，商业银行的经营也出现了变化。根据中金公司最新的报告，上市银行前3季度同比增速由-3％转变为2％。

　　上市银行似乎是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另一个局面却是银行家和他们的监管者似乎没有这么乐观。

　　信贷狂潮之下，资本补充压力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吃存贷差的盈利模式提出了挑战。

　　最危险的时刻过了？

　　2009年中报，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减少3.08％。很多此前看起来业绩优秀的银行，例如招行、兴业或者宁波银行业绩都不算理想。

　　像招商银行，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82.62亿元，同比下降37.6％，每股收益0.56元，低于投资者预期。

　　联合证券的分析师吴松凯则点明，2009年银行中报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息差大幅收窄、费用增长和拨备增加。

　　“息差贡献了-50％的业绩增长。这说明息差的压力远超想象，并非规模提速可以弥补。受到影响较大的是股份制银行，对业绩的负面影响甚至高达66％。”太平洋证券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开始出现。

　　标准普尔发表报告称，中国信贷规模2009年上半年的快速增长可能增加银行系统承受的压力；并预计今年中国的资产质量可能恶化，同时信贷风险将增加。

　　银行股也在一个月内应声下跌25％以上。然而，进入9月份以后，银行股却开始了反转，另一种声音出现。

　　对于此前的大跌，基金们解释，市场过分担心了贷款质量。一旦预期扭转，息差底部带来利润增长加上估值底部就带来了投资机会。

　　9月初，机构开始预测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退出，银行的息差收入也将会随之扩大。

　　息差回升的消息，很快在银行三季报中得到了体现。根据中金报告，与中报相比，受益于规模增长、净息差见底反弹、资产质量持续改善等因素，上市银行同比增速由下降3％转变为正增长2％。

　　2009年10月29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统计数据指出，截至2009年9月末，我国境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045.1亿元，比年初减少558.0亿元；不良贷款率1.66％，比年初下降0.76个百分点。

　　利差增加、银行业绩回升的确让人松了口气，但在银行家看来，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并不因此而减少。

　　“资本充足、信贷风险和利率市场化的威胁依然存在，金融危机只是提前将问题摆到桌面上，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表示。

　　转型

　　根据统计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包括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在内的非金融企业债已经发行了7518.3亿元，大大超过了此前的预期。7月份，非金融企业债新增规模更是快速飙升到1万亿。

　　债市的快速扩容给银行信贷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以短期融资券而言，一个2A级别的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一年期利率也就3％上下浮动100个基点左右。而这个公司如果通过银行贷款，不仅要通过复杂的审贷程序，而且贷款利率也要高出很多。银行靠吃利差过日子的情况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这种转型实际上已经悄然开始了。

　　三大行中最先公布季报的建行，2009年第三季度净息差为2.32％，较二季度下降3个基点。前三季度中行净息差为2.03％，比今年上半年微降1个基点。

　　工行三季报显示，第三季度虽实现净利息收入622.11亿元，但与去年第三季度相比，仍下降了22.79亿元。

　　几大行的利差并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西南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付立春表示，净手续费、佣金收入等中间业务收入迅猛增长已经成为大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中小银行或许转型的动作更加明显。

　　记者了解到，招商银行正以发展零售业务、批发业务中的中小企业业务以及非利差收入业务等三大重点来完成该行经营战略转型。

　　马蔚华表示,像招行这样的股份制银行，毕竟在贷款投放方面无法达到和大银行一样的规模，因此，招行要走差异化经营的道路，在批发业务上，不仅要跟同行竞争贷款，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约束越来越强，而且股东也不希望银行不停地融资，此外，银行的竞争也越来越要求银行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靠大幅消耗资本去发展业务显然不符合现在市场的特点，因此，招行们的第二次转型势在必行。

　　金融危机的寒冬还未彻底结束，2009年中国车市却经历了一次举世瞩目的“暖潮”，演出了一场盛夏奇迹。

　　中国汽车市场9月销量为133万辆，同比增长78％。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同在2009年9月，美国汽车销售量745997辆，同比下滑22.7％；日本市场销量同比增长3.5％，欧洲同比增长6.6％。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量比例，2009年的中国车市都取得了令全球眼红的好成绩。

　　“各项政策措施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经济是一个‘V’型的反转。”在新浪网主办的2009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向做了形象的分析。

　　与会的政界、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基本达成一项共识，认为明年汽车市场将会延续今年的热度。“考量发达国家汽车市场的发展历程，一旦市场保有率达到2％—3％的时候，就会走入汽车市场的普及期。中国目前基本是2％—3％，开始走入汽车市场的普及期，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刚性需求巨大。”一汽马自达副总经理于洪江认为。

　　北京现代副总经理熊伟则直指今年为“普及元年”，并且乐观地认为“整个汽车市场未来十年左右可能都是向上的”。

　　时值《汽车行业振兴规划》部分优惠措施即将到期，金融危机乍暖还寒，在看好2010年的中国车市时，面对“未来的路怎么走？世界变局下留给中国的机会有多少”等论坛主题，各方人士均盼望企稳的利好政策能够延续。

　　鉴于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中，汽车下乡政策已经“激活”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大片市场，且已明确表示将在明年延续，盼望延续的利好政策焦点集中到了1.6L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措施上。

　　纵观今年汽车市场，1.6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无疑是拉动2009年中国车市的最大推进力。“北京现代的发展更得益于国家免税、减税的政策。”北京现代副总熊伟将2009年北京现代突出的销售业绩归功于政策的惠施。“政府1.6升排量以下的减税政策，直接促进了整个1.6升以下排量产品市场的快速增长。这是北京现代产品在市场中获得的最佳机遇。”

　　相比购置税优惠政策的拉动，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果不明显，前不久，相关部门透露正考虑加大优惠力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结构中，首次购车仍占消费主力。

　　同时姚景源分析，目前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占绝对支配的作用。若按8％的GDP增长率计算，投资在今年整个经济增长当中贡献是7.3％，占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的94％。仅有6％的贡献靠消费拉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结构，需要靠汽车产业的拉动，根本上也还是要最靠消费拉动，直接的办法就是促进消费，延续有利政策。”姚景源认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董扬的观点更为直接，“统计显示，1-9月份，购置税优惠措施不仅没有令国家税收减少，反而增加了4％。且对于小排量的优惠，既拉动内需，又优化了结构，这样一箭三雕的优惠政策没有理由不延续。”他还透露，有关部门已经着手研究购置税优惠政策延续与否方面的事宜。

　　另外，利好的新能源发展政策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北汽控股董事长徐和谊坦陈，“目前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一哄而上，打乱仗，标准不高，炒概念，为了赢得一些一些政府的政策支持，纷纷地都围绕着新能源推出。我担心，中国干新能源一哄而起，走不了多长时间的路，我们在这个领域又要处于下风。”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等各种新技术，用清洁能源技术替代原有技术的鼓励，正在成为大趋势。特殊时期，有效的新能源鼓励政策格外关键。”

　　中新网杭州10月31日电今天上午，有十七个国家参加在杭州举办的“2009中国(杭州)国际循环经济产业博览会”，吸引他们前来的是中国十三亿人口背后的巨大节能市场。

　　展会设置350个展位，有来自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瑞士等17个国家，覆盖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涵盖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新技术的主要强国。

　　中国节能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小康告诉记者，中国节能市场潜力巨大，据他们公司就目前阶段预测，中国节能市场至少有1.4万亿人民币的市场，其远景更是不可估量。

　　他还告诉记者，中国目前的节能技术参差不齐，有些项目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整体技术水平距离先进发达国家还有十年的差距。

　　在上午“低碳经济与清洁能源”的主题论坛上，韩国能源管理公司理事长李泰荣在会上表示，韩国已经将“绿色增长”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并制定出五年计划，还准备将其纳入国策。会上他还提出地域概念“远亲不如近邻”，表示今后在此领域愿同中国合作。

　　法国总理府机动寻求及电动车跨部领导小组秘书长盛马克作“低碳交通”专题演讲，介绍法国用电动车的经验同时，也希望在中国能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进入中国市场已有二十多年的施耐德电气，在介绍他们节能电气产品之后，更是直奔主题，在会上宣布，下午将与中国节能投资公司签署新能源合作框架协议。

　　主持论坛的国务院参事冯之浚，最后总结发言表示，新的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将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也是继蒸汽机、计算机之后的新的技术革命；在这场全球参与的发展、研发低碳经济中，需要把技术革命和平等合作结合起来推广，在全球面临新的能源、新的危机之下，合作需要新的规则。